2004年宪法修改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
简言之，格贝尔之所以说国家是法人，其意图不在于强调君主要受国民利益之拘束，而在于强调国家意思力之特殊内容，或者说国家意思作用的特殊样态，即统治。个人是彻头彻尾的主体。
[32]耶利内克的国家的自我拘束观念背后，蕴含着在格贝尔和拉班德那里无法看到的一个新的契机。他指出：国民主权原理源自国民的制定宪法权力（制宪权）思想，它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权力性契机，即最终决定国家政治形态的权力由国民行使。[85]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凯尔森思想的影响。客观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将天皇机关说指认为民主主义并不冤枉。[90]但战前德国和日本，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长期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统治。
在法学方法上，拉班德同样把目光集中到为意志关系的统一体系进行教义性的建构上，但他用的材料是帝国的实在国家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考活动从中找到‘统一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变化不居的实在法规定性所具有的思想本质。值得注意的是，美浓部达吉本人对民主主义采取的是若即若离的态度。[10]更为明确的表达则是：行政主体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与基本原则的精神保持一致，否则就是无效的、应予撤销的。
（一）单一法源论中隐含的法律识别标准通说认为，我国行政法学上法源论中所谓的行政法法源，意指行政法规范的表现形式。[15]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6－8页。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36]考虑到中国法制环境仍有待改善的现实状况，如不加限制地接纳不成文法源，风险显然过高。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田永案判决中包含的这种论点，就会更倾向于认为，拒不承认不成文原则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法源论已经落后于司法实践的需求，需要更新。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原则亦法论和单一法源论之间的冲突，就可以理解为内容与形式的冲突。
[39][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95-117页。只有明确意识到行政法原则对具体制定法规则的统率作用，才能真正把握行政法规范体系内在统一性或整体性。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41页。关于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所有论者都会提到，行政法原则是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统率，指导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废除并指导行政法实施。
原则高于规则，首先体现在原则证立和创生规则的功能之中。也可以是一种虽未直接见诸制定法明文规定却可以从法律体系中归纳或推导出来的隐含内容。就此而言，原则只有在制定法条文中得到表达才具有法律效力的思路其实包含了一种对立法者能力的过高估计甚或迷信。05年毕业后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教师。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与单一法源论冲突。而无论这一实质的法律识别标准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以它为标准所界定的法律，其表现形式都将不再局限于制定法条文。
（一）原则的法律地位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国家，原则的法律地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目前通行的行政法教材中的说法，行政法原则可在两个层面上发挥其作为基础和统率的指导作用：在宏观或抽象层面上，行政法原则是行政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
[45]有关介绍，可参见，陈景辉：《原则与法律的来源——拉兹的排他性法实证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4期。对此，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曾指出：行政法原则还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它可能以法官法（判例中发展起来的司法原则）、习惯法的形式存在。[22]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的确，通过将行政法原则法典化的方式将行政法基本原则纳入行政法体系，既可以赋予行政法原则以规范效力，同时也并未增加一种新的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即法源类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一旦被制定法条文所吸收，其作为行政法规范的表现形式就和其他规则一样，也是制定法了——从而可以协调前述原则之法律效力与以制定法为惟一法源的法源理论之间的紧张。这种区分，并不一定要以法律与道德的截然分离为前提，而可以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交叉重叠，——但只要我们不能接受所有道德原则都是法律原则，就有必要区分哪些是道德原则是法律哪些道德原则不是法律。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省略这些内容在事实上并不会造成实际的不便，所以即使在立法者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立法对精确和详备的追求超过一定限度也会成为不必要的浪费。
作为行政法学者的识识成果，它们的存在形式在我国目前也只限于行政法学者的著述。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更重要的是，制定法条文作为法律规定的意义，并不能够通过单纯地探查立法条文的通常字义，而必须结合法律条文背后、作为立法之知识背景的法学概念和法学原理才能把握。假如我们的承认规则象行政法上单一法源论所暗示的那样，只包含形式标准，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用法律的表现形式或存在形式来识别法律，我们将无法识别实质上是法律的不成文原则。
Larry Alexander Ken Kress, Against principle, 82 Iowa Law Review, 739 （1997）。[6]我国近现代西风东渐以来，兼受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影响，但在法律渊源方面仍然和大陆法系一样以成文法为特色。
单一法源论所提供的识别标准却是形式的，即看规范的表现形式是不是制定法。它意味着在行政法领域的立法中，也可以引入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最后根据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这一原则判决凶手不能继承被他杀死的祖父之遗产。[8]本段引文均来自《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61页。
二、探索可能的协调方法如上所述，在我国行政法学体系中，原则论与法源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原则高于规则，还体现于原则可以调整具体制定法规则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适用。
如有的行政法学者明确提出要区分思想原则与法律原则，[29]认为法律原则由思想原则转化而来。[德][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65-67页。
02年辞职回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倒是有关法制统一的担忧，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前面已经指出，不加限制地接纳非制定法法源的确存在损害我国法制的统一的可能性。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可以接受的法律识别之实质标准中，必然包含能将法律与非法律的道德习俗或学说理论区分开来的内容。这种误解的根源仍在于：将作为法的表现形式的法源完全等同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本身。这样的传统下，近些年来法学界对原则问题的关注初看起来有几分逆潮流而动的异常。这样，不成文原则究竟是不是法就成为含混不清的问题。
……故在立法观点已经完成之法律，在司法观点均属未完全。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与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
原则亦法论采取的识别标准是实质的，即看原则是不是具有规范的效力。[13]讨论的结果最终是：大多数人根据中国的成文法传统，只承认成文形式的行政法渊源。
而一旦我们放弃用规则来界定法律规范，就完全可以说，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决定原则是否属于法律规范，它只是导致了德沃金所指出的、[25]原则与规则在适用方式上的差异：规则是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而原则有权重（weight）。【注释】[1]英国的情况，可参见，[英]R·J·沃克《英国法渊源》，夏勇、夏道虎译，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科研处编译室1984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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